做强主业、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是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行动方案的发布，能够让投资者对公司各个业务板块的发展目标和进度形成全方位认识，也使公司在推进各业务板块工作更有目的性，提高工作效率。

公司表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收到有关机关要求公司协助调查的通知，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正常履职，董事会运作正常，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隋唐时期，国家相对统一安定，有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甘肃的科学技术同域内其他地区一样，在这一时期有长足的进步。本文以天文历算、农田水利、金属器加工、玉石陶瓷制作以及丝麻毛纺织技术为重点，介绍甘肃科技文化的历史性成就。

天文历算和医学

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文书中，有抄写于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的一件《星占术》残卷，记载了战国时期形成的甘德、石申、巫咸三家著作的内外官星283座，1464颗星，与《晋书》《隋书》两书中的《天文志》的记载相符合。残卷上还有一幅唐初时绘制的《全天星图》，它以甘德、石申、巫咸等人的著作为依据，绘制了1359颗星，是世界上现存记载星数最多，绘制方法科学的一幅星图。敦煌文书中还有一件《乾符四年丁酉岁（公元877年）具注历日》印件，是现存敦煌历日中内容最丰富的一件。现知的敦煌历日有近50件，是研究古代历法编制和天文学难得的史料。以上这些文书，都是甘肃所见的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

敦煌藏经洞文书中有20件唐人手写的算术残片，包括《算经》《九九乘法歌》《算表》《田积表》等，被称作《敦煌算书》。其中的筹式记数法，是中国已知的最早应用算筹记数的文献。在流落国外的敦煌文书中，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存有《算经》一卷，上有30行应用题解法，文字清晰可辨，当是甘肃古代学人的手迹。

敦煌文书中的医书，不包括佛经等文书中散见的医学内容，其写卷尚有60余件。分为医经、本草、针灸、医方、养生等门类。其中《新修本草》残页，收入药物844种，由李勣、苏敬等人在南朝梁陶弘景《神农本草集注》的基础上编写而成，于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颁行，内容分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它开了世界医药学著作的先河，也是世界最早的由国家组织编纂的药典。敦煌藏经洞还发现唐人孟诜著《食疗本草》3卷，是对唐以前食疗药物及食治验方的系统总结。原书早佚。据《旧唐书·孟诜传》记载，孟诜的医药学著作还有《补养方》《必效方》各3卷。此外，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医书写卷，还有反映中医与藏医、于阗医、粟特医、回鹘医、龟兹医以及古印度医、波斯医的交流互融等内容。

农田水利技术

黑河，甘肃张掖境内最大的河流，千百年来哺育着张掖绿洲

唐代甘肃的水利建设以河西最发达。在千里走廊的狭长地带，大黄山、黑山和宽台山，将该地区分割成三大块，绵延的祁连山雪水汇聚成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和党河等内陆河流，由南而北而西，像是大地母亲的乳汁哺育着武威永昌绿洲、张掖酒泉绿洲和敦煌玉门绿洲。唐朝政府为供应这里长年驻扎的十四五万军队的粮草，兴建大规模的屯田水利设施；私家地主的水利开发也颇有成效。

据敦煌文书《沙州图经》记载，唐时敦煌有相当完善的农田灌溉渠系。其灌溉网以甘泉水（今党河）为源头。它在马圈口用堰水引流的技术建成水利总枢纽，分流、分向、分片地浇灌农田。主干渠有东河渠、神农渠、阴开渠、宜秋渠、都乡渠、阴安渠及北府渠共7条，每条干渠又分建许多支渠和斗渠（或叫子渠），共计斗渠117条，每条斗渠上都有繁密的斗门。较大的干渠如敦煌城西的宜秋渠，长20里，两岸修有10里长的护堤，堤高1丈，底宽1丈5尺，科学适用，遗迹至今犹存。另一条都乡渠也长20里，水流量很大。为预防溃堤，人们将河岸不断加宽，到唐末五代时已成为一条长流河。马圈口堰据传是西汉时期创建，唐时拓展增大。据《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此堰南北长150步，阔20步，高两丈，总开5门分水，以灌田园。

上述7条主干渠布局合理，坚固耐用，每年可灌溉6000多亩粟、麦、麻、豆、菜等农作物及闲地3至6遍。敦煌地区还有一些拦河蓄水坝，如沙州东部街亭驿附近的长城堰，是当地官民技术人员合理设计，巧妙施工，经过无数代人的艰苦劳动才建成。此外，敦煌还有一些泉水、大泽，如东泉泽、四十里泽、大井泽、二师泉等，也被引来灌田。瓜州“少雨，以雪水溉田”。唐玄宗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吐蕃攻陷瓜州，渠堰尽被毁坏。后在瓜州刺史张守珪的督修下，“水道复旧，州人刻石以纪其事。”唐朝有地方政府向中央按期申报《图经》（附有地图的地理志），即地方治理情况的制度。河西其他各州的《图经》虽已不存，但《沙州图经》的发现足以想见自然条件相差不多的其他各州水利盛况和技术。

甘州为张掖河（今黑河）及弱水蔓延之区，地多洼下，掘土成泉。滞则有低湿之虞，疏则有灌溉之利。唐李汉通等主持在甘州开设屯田，兴修水利工程，据近人慕少堂考证，唐时所开的一些水利设施，如张掖的盈科渠、大满渠、小满渠、大官渠、永利渠、加官渠等，直到近代晚期还在利用，经济效益相当可观。长安三年（公元703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时，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稻收丰衍”。陈子昂向朝廷上报说：甘州屯田“四十余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时，岁取二十万斛。”另据《通典》记载，唐玄宗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天下屯田收入总计有191万余石，其中河西所收者就有26万余石，陇右44万余石。当时河西只有17万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没有先进、适用的水利技术，怎能获得如此显著的农业成就。

唐代陇右的水利工程同河西比肩而进。见于记载的有唐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刺史安敬忠在会州会宁县（治所在今甘肃省靖远县）修筑的黄河堰。修建此堰主要目的是“以捍（控制）河流”，扩大灌溉面积，当时沿黄地区以及泾、渭等河流域，都有比较发达的引流灌溉，其驾驭大河的技术措施放到全国层面上，也不能小觑。

金银铜器加工技术

新中国成立后，甘肃考古发现不少隋唐时期金银铜等金属制作的器物，从中可以看到甘肃当时金属加工技术的水平。

甘肃泾川县大云寺出土的金属舍利瓶函

1964年12月，甘肃泾川县城关公社水泉寺大队农民整地时发现一方石函，经有关部门清理，石函内有鎏金铜函、银椁、金棺及装有舍利的琉璃瓶，瓶内盛14粒舍利，为白色晶体。金棺银椁外表满刻莲花和缠枝忍冬花纹，而金棺的莲花纹中，又镶嵌白色的珍珠和透明的石英石、绿松石，更显得华丽精致，为盛唐时期金银细工的重要标本。据石函铭文记载，此石函原出自大云寺右侧残存的古塔基址。石函与舍利经供养后，于武则天延载元年（公元694年）“迁于佛殿之下”。石函顶及四周的花纹和金棺银椁等都是重埋时增加的，可作为盛唐时期甘肃金属细工的重要标本。

这一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从域外输入的金银饰物及其制作技术，大大丰富和提高了甘肃的金属制作技术。1978年甘肃榆中县城关朱家湾村慕容仪墓出土了一件嵌宝石金戒指，径1.5厘米，高0.6厘米，重20.55克，内平外凸，粗细不等。戒面镶嵌处宽厚，正中镶嵌1粒大红宝石，两边各镶1粒紫宝石。大戒面两侧还有4个凹坑，原嵌宝石已经脱失。这只戒指切割抛磨精湛，当是中亚、西亚传入或受其技术影响而制成，在出土的诸多金银器制作中具有代表性。现存榆中县博物馆。

唐代胡腾舞铜俑

山丹县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有一件胡腾舞俑，是新西兰教育家路易·艾黎收集捐赠的。舞俑阔嘴大耳，面带笑意，头戴尖顶毡帽，身穿窄袖胡衫，腰系长带，脚蹬胡靴，左脚站在莲花瓣状圆台上。圆目钩鼻，双臂双腿舞动，裙摆上卷，形态传神。唐人有“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的诗句，此俑正反映了甘肃凉州胡腾儿的真实形态，同时也反映出甘肃铜器铸造的技术水平。

唐代甘肃铜钟、铜镜铸造技术娴熟，保存下来的也较多。如武威市的“凉州大云钟”就是其中的一件。它高2.4米，下口直径1.45米，钟壁厚约10厘米，由铁、铜、金混合铸成。钟外所铸三层图案，第一层为裙装花冠的飞天，第二层为勇猛异常的武士，第三层是天王和龙的形象。整体构造匀称，古朴凝重，是甘肃现存唐钟中的工艺精品。

玉石陶瓷制作技术

隋朝时甘肃玉石陶瓷制作资料流传下来的较少。唐代著名的夜光杯就是用祁连山玉石精雕而成。夜光杯有白、绿、墨等色，玲珑剔透，精致美观。唐人王翰《凉州词》中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诗句。此诗一出，更使夜光杯和其诗一样名噪一时，流传千古。

这一时期甘肃的另一特产洮砚也极负盛名，技艺影响至今犹存。

甘谷县出土的唐三彩凤首壶

唐人烧制的三彩陶器，有人物、鸟兽、车马等雕塑形象，还有很多瓶、罐、盘、盏等器皿。三彩陶器胎质松软，釉色多为黄、绿、白三色，也有蓝彩，但较为罕见。三彩陶器上有意地利用釉色的变化做成装饰，富于华丽的效果，其制作技术在甘肃广泛流行。

丝麻毛纺织技术

隋唐时期甘肃的纺织原料以丝、麻、毛为主，后世占纺织原料主导地位的植棉技术此时尚未传到陇右。各州县作为土贡或赋税上缴给政府的纺织原料和产品，有绢、绸、锦、布、麻、靴毡、靴、皱纹吉莫（皮革名）、胡女布、吉莫靴、驼毛褐、丝、绵（蚕丝片或团）等。

皮革、毛毡是甘肃民众的主要服饰材料。史书、诗词提到隋唐时代甘肃民众衣饰的时候，多以皮裘毛毡为词。如白居易《缚戎人》诗：“一落蕃中四十载，遣著皮裘系毛带”，准确地反映出这一社会衣饰现象。可知制革、制毡仍是当时民间最普遍最兴盛的手工业部门。

细褐织法的传播，说明唐代甘肃纺织业技术的进步。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褐毡》记载西域有一种“矞艻羊”，外毛不甚蓑长，内毛细软，取织绒褐，质地很细。书中说这种羊在中国“名曰山羊，以别于绵羊”。它在唐末由西域引入临洮，并在兰州等地大量繁殖成功，增加了甘肃各州县毛纺织原料的品种，同时也大大提高了这一带毛褐的质量。后来兰州细褐成为闻名全国的地方土特产。相传兰州城南沟上观音堂有尼姑，俗称“姑姑”，她们履行端洁，凭借绩毛织褐换取粟布，维持生活。“姑姑绒”制作精良，民间互相传习，产量和商品价值大增，直到明清时期，外地客商来兰收购绒褐者，其支付“岁数万金”。此外，临洮、秦安等地的毛褐，阶州文县，天水三阳川的毛布等制作技术也多精良。

莫高窟第156窟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晚唐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

印刷术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隋唐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遗物，从原始捶拓本到整版开雕的印本及木活字等，在敦煌遗书中都有留存。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署有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四月十五日年号的《金刚经》卷子，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它长16尺，高1尺，由7张印纸粘连而成。卷首有释迦牟尼坐于莲台上说法的插图，雕刻刀法娴熟，线条清晰，印色均匀，质量上乘。与它同时发现的还有两件雕印的历日残片。敦煌藏经洞还保存有晚唐、五代、宋初刻印的佛经、佛像、陀罗尼（咒语）、押座文（宣讲经文或故事前，先讲唱使在座听众安静下来的精练短文）等。结合敦煌所出五代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所刻多种印本，可以看到甘肃在古代印刷术初创阶段的贡献。

来源丨甘肃日报（文/李清凌）中国股票配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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