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活动主题为“情绪红绿灯”——青少年儿童家庭情绪管理课堂，旨在帮助青少年儿童及其家庭缓解生活的压力，引导他们学习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和方法应对情绪困扰，懂得科学减压，适时清空自己情绪的垃圾，做一个身心健康的现代人。

在热闹的交付现场，从流程设置到工作人员服务，都展现了百盈工作人员极高的专业素养与细心态度。每一位业主都在这样的精心准备下，收获了家的喜悦。

编者按：197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之年，欧洲亚洲事务研究所（EIAS）总裁（比利时籍）顾爱乐（Axel Goethals）首次访华，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大业，迄今他对中国的观察和研究已有46年。近日，他将出席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将主办“‘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未来’明德战略对话（2024）——国际战略学术界走进中国”活动，在之前他接受中国新闻社专访，详述了对中国40余年发展变迁的感知和体会。现发布如下，供读者参考。

中新社记者：

1978年您首次访华，当时中国站在改革开放的起点。46年后，中国发生的哪些变化让您印象深刻？

顾爱乐：我见证了中国的飞速发展。中国只用了40多年就消除绝对贫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取得巨大成就。我记得去中国一些城市出差，时隔3个月或者半年再去，会发现城市已然发生很大变化。

1984年，中国从美国引进第一部好莱坞大片《超人》，电影广告画高悬广州街头。彭振戈 摄

2024年，游客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观看裸眼3D屏幕。贾天勇 摄

中国的开放也让我印象深刻。1978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碰到的中国人几乎都不会说英语，现在中国人在幼儿园就可以学英语。中国打开国门，让学生努力学习英语，还将年轻学子送到国外留学，学习语言、经济学、科学技术等，其后将所学知识付诸实践，这些都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中新社记者：对于欧洲的中国观，您认为存在哪些误解和偏见？应如何纠正？

顾爱乐：我认为对中国的看法不能停留在过去，不能基于5年、10年，甚至20年前的“刻板印象”。面对中国的飞速发展，这只会脱离现实。

中国与欧洲并不接壤，彼此离得很远，这让欧洲一些政客把中国当作“替罪羊”，把欧洲自身问题归咎于遥远的中国，某种程度上还可以散播恐慌，借此谋取政治利益。还有一些政客明知问题与中国无关，大声指责中国只是为了吸引眼球。

指责和怪罪别人总是很容易，对欧洲而言，与其大肆批评中国，不如先审视和反省自己，努力改正自身问题。欧洲各地发展水平不均，欧盟制定很多倡议，事实上完全可以同中国相互借鉴。

中新社记者：

作为欧洲亚洲问题研究所的负责人，您认为欧洲智库可以为推动中欧交流与对话发挥哪些作用？

顾爱乐：欧洲亚洲问题研究所成立于1989年，致力于为欧亚各方提供建设性的对话平台。我认为智库发挥建设性作用很重要，这意味着不只是研究和分析问题，而是要为问题找到解决方案；意味着即使大家观点各异，也可以开展积极对话，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智库还应发挥前瞻性作用，放眼长远，挖掘并开发新潜力。对欧洲亚洲问题研究所而言，某种程度上中国学就是新潜力，在语言、文化、历史等汉学范畴之外，中国学有很多潜力可以开发。

中新社记者：对于促进中欧人文交流，您有何意见和建议？

顾爱乐：我认为应投入更多精力和资源，促进欧中人文交流。现在欧洲对中国的了解落后于中国对欧洲的了解，需要有意识地进行引导。

“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田雨昊 摄

与此同时，中国高速发展为欧中人文交流提供了契机。虽然西方媒体常常抹黑中国，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说明中国变得日益重要，“能见度”很高。如果你在欧洲街头同别人谈论中国，大部分人都知道北京、上海等城市，可以说中国已为人熟知，为促进欧中人文交流奠定了基础。

从长远看，未来可以投入更多资源，举办中国学的世界对话等类似活动，增进欧洲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知，即使这要花费很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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